本月九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明年一月一日起实施十项经济项目，针对目前的经济困境，两年内的「额外开支」高达四万亿人民币！天文数字，我想不出理由反对，也即是赞同了。当然有很多问题，其中有相当复杂的，这里谈谈，北京的朋友或有可用之处。
首先要说的，是地球金融风暴之祸，单在金融那方面对中国为害不大，此乃一幸也。中国有 钱，花得起四万亿而还可考虑减税，此乃二幸也。幸中之最幸者──我不反对的主要原因──是这次计划的大手推出，可不是走什么凯恩斯学派的路，而是把早就定 下来要做的公共项目──主要是铁路与公路的兴建──早就算过而又有了工程设计的──提早及加速动工。早晚也要做，在目前的不利形势下提早及加速是正着。
看来又是炎黄子孙的发明，没有拜老外为师。奇怪，三十年来，凡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经济政策大都走对了路，凡是从西方进口的皆害人无数！是的，这些日子凡是见到北京的经济政策没有洋水成分，就安心一点。好了，赞完了，转谈一些复杂的问题吧。分点说较为清楚。
（一）中国二○○七的总国民收入是二十四万六千多亿，四万亿是百分之十六。分两年，每年的政府额外投资是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八。不明白为什么电视说会帮助国 民收入的增长率增加百分之一点五（另一说一点八）。应该高一点吧。这类投资的增加对国民收入的增加的决定，要看花的资金从何而来（中央出钱与发行债券会有 不同的效果，这些分担目前尚未明确），要看失业的实际情况（工人回乡潮急升，不易估计），要看抽税是加还是减，要看物价的变动（通胀或通缩的速度），等 等。这些之后还有一个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而时间上也有问号。
纵观现有的资料与目今的经济情况，我认为这庞大投资只促长国民收入增长率一点八是低估 了。这也是说，如果今后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保八，那么没有四万亿这一着增长率有可能是负值，应验了老人家的不吉之言（见拙作《保零也艰难》）。不管怎样 说，北京要尽可能分清楚额外四万亿的效应与没有这效应的经济状况，因为此「额外」也，是过渡性的，不能无止境的玩下去。继续下去会走上凯恩斯学派之路，惨 过败家！目前，我不担心北京会那么蠢。有三点。一、中国的政府已经够大了。二、国营企业的不堪回首，北京不会那么快就忘记。三、提早及加速算好了要做的项 目，让劳苦大众落手落脚养自己，远比福利政策高明（美国三十年代时派面包，福利也）。
（二）在十项措施中，我唯一清楚地反对的是廉租房。这也是进口货，不吉不利也。是从香港 进口的思维吧。五十多年前香港为了应付难民涌至而大手建造廉租房，三十年后财政司彭励治悔不当初，找我谋求脱身之计。我建议把廉租房以廉价全部卖出，给住 客优先购买权。彭老认为是妙着，但利益团体激烈反对，脱身无从也。廉租房问题多：分配谁可入住引起贪污；审查居民的收入转变吃力不讨好；维修保养麻烦兼头 痛；加租必吵起来；治安不善，贩毒流行……我自己认为最不妥的，是把穷人集中在一起，对儿童的心理与成长有不良影响──虽然我教过几位出自廉租房的学生很 不错。
（三）这次推出的四万亿额外加速，广东省格外夸张，显示着中央上头知道广东是工业重灾区。然而，广东的一些主事者却全力维护新劳动法，说新开的工厂比倒闭的多不少，又说倒闭的应该倒闭云云。这些话老人家听得天旋地转也。
（四）国内通缩之势已成，不利。这方面，北京出手四万亿，对通缩的治疗大吉大利。国际形 势极为不妥，中国宁要通胀，切忌通缩。加速算好了要做的公共项目，防止通缩比央行以货币政策处理高明。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货币制度有不少问题，而就是先进 如美国，以货币政策调控物价出现问题无数。不是说以政府花钱或抽税是调控物价的上选方法，而是这次刚好有项目可以提早及加速的方便，只这一次，用之有减除 通缩的能耐，用了再算吧。见通胀回升太急就减慢四万亿工程的速度吧。
（五）四万亿对股市是有帮助的，因为不少工程要用上市公司从事。对房地产只有小助，因为出手四万亿只是过渡性，不会引起楼房购买潮。
（六）论到上述措施的成本，有利有不利。利者，是原料之价目前正在急跌，而工厂倒闭那么 多，雇用劳工容易。不利者，是凡赶工或提早，成本一定增加。这是五十多年前老师艾智仁指出的产出成本定律。我无从估计前者的成本下降与后者的成本上升哪边 会胜出，但在这个时刻推出四万亿是难得一遇的合时决策。
（七）国内有一个定律，是凡有政府工程，必有贪污（这定律可不是神州独有）。在管理与设计工程那方面，赶工肯定会增加问题。这些是中央上头的职责，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我只是多口说两句。
（八）最头痛的问题——我要留到好意头的「八」才提出（一笑）——是政府的大手加速项目 肯定会扼杀了无数的半生不死的私营（即民营）工厂的生存机会！对工业而言，新劳动法是「一剑霜寒四十州」，四万亿的政府工程是补加一剑︰私营工业的成本增 加无可避免。一般而言，如果政府能成功地挽救经济，新劳动法会顽固起来，挥之不去。但四万亿这一着多半会协助此新法的撤销。这是因为如果不撤销，在四万亿 的推行下，工厂的倒闭潮会一浪接一浪地出现。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工业的发展是他们的米饭班主。
（九）中国今天有钱，花四万亿等于两年内完成十四个北京奥运项目。刚好有足够应做的项目 可以提早及加速，是中国之幸。北京的朋友要饮水思源。他们今天有钱可花，在国际上吐气扬眉，主要是劳苦大众的血汗拼搏回来的结果︰血汗拼搏引进了外资，也 把无数产品与高楼大厦制造及建立出来了。可歌可泣的故事说之不尽。这些令老人家肃然起敬的劳苦大众，因为人民币处理失当与新劳动法的左右，失业的失业，回 乡的回乡，而整体来说他们的人均收入是明显地下降了。
少小时下象棋，喜欢走烈手炮。审时度势，北京选走烈手炮无可厚非。出手四万亿彷佛几着之 后河头车二平六，守住六路。看似进可攻，退可守，其实是搏杀格！可不是吗？四子归边，有需要时中炮既可进四，也可平六，左马跳单蹄，随时兵九进一。这样的 棋风大有可观，但着着皆险，北京的朋友要小心了。

从 张五常Steven N.S. Cheung 作者：s_cheung

先要澄清两件事。其一，有些言论把目前中国工业遇到的大困难，归咎于地球金融风暴。这风 暴无疑带来杀伤力，但对中国来说这些是今年九月十四日雷曼兄弟出事之后的麻烦，而中国工业遇难是早上大半年开始明确的了。厂商们的看法很一致。风暴之前让 他们亏蚀的主要是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但关门主要因为新劳动合同法。后者使他们从失望转到绝望去。厂商们的意识，是人民币升值及带来的损害很可能是过渡性 的，北京上头知道他们的困境或会改过来。新劳动法则说得实牙实齿。大半年前港商听到北京派去的说出的一番话，纷纷感到大势去矣。
要分析及处理目前中国的经济困境，千万不要有混淆：人民币与新劳动法加起来是一回事，金 融风暴是另一回事。以后者作为前者的借口是严重的错失，因为二者的性质差别大，解救或处理的策略是不同的。我大略地估计过前者给国家带来的损失，大得不说 算了。这种估计要算得精确很困难，但大略的估计不难，也不会离谱，比较聪明而又有观察力的研究生可以算得及格。
第二件要澄清的，是一些读者读到我批评新劳动法的文章，说他们所在的地方政府没有真的执 行，有等于无，何害之有哉？我知道执行有地区性的分别。北京与上海执行得相当紧，据说劳资双方打官司劳方的赢面在九成以上。一些地区忙顾左右，劳方不吵起 来不管。还有一些地方，有关干部对厂商们说最好大家不提新劳动法，或明或暗地教厂商们怎样避重就轻。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只要新劳动法存在，北京随时可 以坚持此法的严厉执行，地方政府怎样打松章，投资者也不敢下注。
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三项观察皆凶兆！一、厂房租金暴跌，空置厂房无数。二、工人的收入明显下降。三、几个月前我观察到而又写过的工人回乡潮，目前正在急升。这三项严重的不幸皆起于金融风暴之前好几个月。北京不要再等了。
复杂的问题要找简单的角度看；简单的问题要寻求复杂的一面。这是我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相当复杂，让我分点解释一下吧。
（一）大约二○○三年五月起，我反对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这绝对不是因为要维护或增加贸易 顺差，而是当时中国的农转工发展得好，亚洲及一些落后之邦的发展也有看头，大家有着一个互相共存、一起发展的均衡点。人民币升值，中国对廉价劳力之邦的竞 争是让赛，生活改进得头头是道的农民会受到打击。
（二）人民币升值不容易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弹性系数的关系我分析过了。没有那么明显 的是人民币升值不会改进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美国少买了中国货，代之者是其它落后之邦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目前中国出口的产品美国一般不会造，就是轮到美 国投资墨西哥产出的，也不会轮到美国本土。美国本土的产品要不是先进就是档次高，人民币升值不会鼓励美国转到低档次的去：他们的最低工资是太高了。从另一 个角度，这观点格林斯潘在任时也看到。他认为人民币要升值，不是为了增加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而是认为人民币不升值守不住。我不同意格老这点，因为币值有 压力下降不容易守，有压力上升则容易，二者是不对称的。
（三）中国有庞大的贸易顺差不智，何况会惹来国际上的反对或政治攻击。解决这顺差的办法 不是把人民币升值（弹性系数不协调会适得其反）。要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最上选方法是废除中国的进口税。这肯定会增加美国及其它先进之邦的就业人数，皆大 欢喜。北京没有这样做是不对的：进口税鼓励了冒牌货，鼓励了卖假药，既不能让炎黄子孙多享受一下国际名牌，也不能改善先进之邦对中国的不友善意识。虽然几 个月前我推断过，一年后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变为逆差（此见今天不改），取消进口税还是正着。这会舒缓外间要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协助一下欧美目前面对的金融 困境。是的，多购买他们的产品，远比借钱出去高明。
（四）想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二十多年前与曾获诺奖的英国经济学者希克斯（John Hicks）相聚，论天下大势，他说三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导致灾难扩散全球，主要是因为国际贸易大幅收缩。他认为如果当时的国际贸易没有收缩，大萧条不会扩散。他给我的解释很有说服力。
不久前我说过，因为今天国际间再没有用上三十年代的本位货币制，通缩是不会像昔日那样容 易扩散的。问题是今天的情况，国际贸易也有收缩的迹象。这也是灾难地球化。如果希克斯之见没有错——我认为没有错——那么不管贸易收缩不收缩，今天是要设 法扩张国际贸易的重要时刻了。北京要跟其它国家洽商，大家一起撤销关税。以扩大国际贸易的方法来协助目前的地球不幸，是高棋。
（五）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工业的为祸，不限于升值本身带来的与发展中国家竞争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有些厂商认为更重要──是中国还有外汇管制，出口不能以人民币结算。这是说，因为有外汇管制，外商不容易购买人民币找数。中国的厂商逼着用作外贸交易的，主要是美元。
另一方面，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的趋势明显，但有外汇管制，中国的厂商不容易在外汇市场以对 冲合约来保护自己。再另一方面，几年来某些人士对人民币的上升速度看得相当准，在汇市炒作图利，使人民币兑美元的现货与期货的相当大的差额，持续了好几 年。在上述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厂商订价很困难。读者想想吧。工厂产出，毛利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是正常的，含意着的纯利约百分之十。人民币升值，一般没有 专利的厂商的毛利下降至百分之二十左右，尽量节省，纯利约百分之三至五。这小纯利会容易地给币值的变动或现货与期货之间的差额废了。
（六）有汇管，加上央行用压制需求的方法来约束人民币升值，厂商们通过正规银行兑换与汇 款有不少沙石（就是存在国内银行的外币，要提款也有限制）。这些沙石迫使厂商用地下钱庄来处理兑换及汇款事宜。问题是，地下钱庄是非法的，久不久受到政府 封杀。这是做厂的另一项头痛问题。
读者须知，香港与国内的地下钱庄存在了数十年，早期甚至不到十年前，这些钱庄的存在主要 是为赚黑市汇率的一小部分差价。今天的情况不同了。黑市汇率不再存在，地下钱庄赚的主要是靠运作效率比正规的银行高。要兑换人民币，银行有麻烦手续，钱庄 半点麻烦也没有；汇款通过银行要几天，通过钱庄只几小时。我认为央行要好好地检讨一下。今天地下钱庄的存在不是因为有什么黑市汇价可赚，而是正规银行在运 作的效率上斗不过钱庄。怎么可能呢？有同样的效率，没有谁会光顾在信誉上要打个折扣的钱庄。今天钱庄的存在显然是因为央行对银行的兑换、汇款、提款等管得 太多。我明白地下兑换或汇款有时牵涉到客户的非法行为，撤销汇管会使之合法化。
（七）撤销外汇管制对中国的工业发展是重要的，而在目前工业因为种种原因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这撤销是更为重要了。另一方面，撤销汇管会带来其它的复杂问题。篇幅所限，是后话。
（八）因为中国的工业遇难，近几个月人民币的强势已去！如果在这个时刻人民币被迫而再升值，会是灾难。

我这一辈关心中国发展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大跃进及人民公社期间北京公布的经济数字不尽不实，往往离谱。开放改革以还，经济统计有了革命性的改进，可惜这些 统计历来麻烦兼头痛。先进如美国，最近发生的金融风暴，把大有来头的财政部长与联储局长弄得手忙脚乱，反映着他们的统计也有不少问题，误导了。是的，如果 年多前次贷事发时他们有足够的资料，立刻处理，今天的灾难不会那么严重。
记得一九八三年底，中国改革开始有眉目，一位在北京主事 统计的仁兄到香港解画，说他们大事整顿统计，陈辞恳切，又说他个人可以担保数字不错。我对他说：相信他的真诚，但希望他以后不要那么傻，担保数字的准确 性。我指出，政府的经济数据全世界都错，分别是错多错少而已。我也打趣地向他说了两个他很不以为然的小故事。那是七十年代时，香港的财政司郭伯伟与美国的 经济大师佛利民，曾经不约而同地对我说，如果政府完全不公布任何经济数字，对社会可能较好！
没有理由质疑中国今天从事统计的本 领，但可以指出与其它先进之邦相比，统计上中国在几方面有特别的困难。其一是流动人口不仅多，且常有变动，而这些是无从估计得准确的。其二是月入千六以下 的不用付税，打散工的懒得付，这些人的收入多少难知。其三是中国发明的发票制度，容易导致经济统计产生偏差。
提到这些，因为多年 来我老是觉得中国的经济数据有一处我不能理解：我可能错，但当局发表的数字，与个人现实观察的情况比对，通常是前者迟了一段日子。有时迟三几个月，有时迟 逾一年。迟发的经济数据外国也有，但中国的彷佛特别迟。这是个人的感受，可能错。这感受不起自今天──八十年代初期起我就觉得是这样。
要我认错容易，但朋友，我是真的错了吗？无数读者会同意，数十年来我对中国经济的推断很准确──差不多没有错过。远比其它经济学者推得准，一部分靠真功 夫：我的宏观分析是自己的发明。然而，衷心说实话，我的准绳有好一部分是骗人的：在真实世界见到了情况的转变，认为合情合理，推远一点，就先写了出来，过 后政府公布的数字说我对！这不是骗人是什么？不是政府骗人民，而是我骗读者。是的，只要政府公布得迟，而你不断地到处观察，这里那里八卦一下，先说出来， 水晶球就变得灵光了。
最近北京公布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上季下降至百分之九。明年怎样看呢？某机构的预测是明年增长九点五，北京说 要保九，林毅夫说保八以上不难。我呢？认为保零也不易！是的，我的水晶球说，未来一两年，神州大地很可能出现负增长。说得肯定一点吧：如果北京依然故我， 不洞烛先机地大手应对，负增长一定出现。最近北京公布的数据显示经济的增长率下降得快，但跟我在几个地区见到的工业下跌相比，还是好看很多。工业是中国的 经济命脉，此业遇难，整个国家的经济无可救药也。
地球金融风暴，对神州当然不利，但我说过，这次起自美国灾难的地球传染性不高。 这风暴起自一个月前，但中国的工业困境是八个月前开始明确，逐步恶化。这使我在悲观中看到乐观的一面：如果中国的工业发展没有兵败如山倒，还是有着十多个 月前的形势，那么这次地球灾难，除了某些部门或机构大输一笔，中国的发展还会是很不错的。这是说，地球带来的不幸，中国可以处理的治方不多，但自己的工业 不景，在地球不幸之前出现的那部分，起于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北京立刻着手更正是有前途的。
工业出事，主要是两点，说过多次了。 其一是人民币处理失误，其二是新劳动合同法。大陆的厂家也一般这样看。有些厂家是赞同这些政策的。某些有成就的大厂，见这些政策替他们淘汰了半生不死的 「山寨」小厂，不是拍手就是偷笑。这不对：维护大厂、牺牲小厂，跟中国文化的伦理不合，跟我知道的可能早就失传的经济学也合不来。
要搞什么经济转型，或要淘汰某些所谓夕阳工业的言论，这些日子我听得多了。理论不对，我知得清楚。这些所谓「转型」或「淘汰」的理论基础，来自西方的所 谓效率工资理论（有三位曾以之获诺奖）。说来有点搞笑，这效率工资理论却来自我一九七六发表的《佳座票价为何偏低了？》。他们是误解了我。我认为该理论错 得离奇（见拙作《制度的选择》，一五六至一五九页），但胡里胡涂地给一些回归的后起之秀成功地在神州推销了。
经济转型是大话题， 有机会才细述。这里要指出一个重要的真实故事。不久前认识一位朋友，做厂的，做得很大，但生意算是「夕阳」工业，国家不重视，希望淘而汰之吧。这位朋友 说，美国不断地向他招手，邀请他到那里去设厂，提供很多方便、补贴等等。主要因为此友的工业，从科技看是「夕阳」，但雇用人手多，有养生之术也。世界难道 这么快就轮流转乎？中国不要的工业，美国却抢着要！
回头说「人民币」与「劳动法」这两个问题，读者以为厂家们排哪个是为祸之首， 哪个次之呢？我赌你猜不中，虽然厂家的看法很一致。你不可能猜中，因为有两个不同的答案。一、论到生意亏蚀，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是祸首（其中复杂的内情要另 文分析）。二、论到关门大吉，则要拜新劳动法所赐（其中内情也要另述）。
最近的三中全会及跟着推出的政策，显示北京是体会到事情来得严重了。他们推出的有对有不对——对多于不对——但我认为这些政策不能解决面对的困境。到处都是问题，世界本来复杂，今天看是大乱了。北京的朋友千万不要以复杂的政策来处理复杂之乱。

此前在这里发表了四篇关于地球金融灾难的文章：九月二十三《地球风暴与神州困境》；十月三《经济学者的反对信》；十月十《互不相干二三事》；十月十四《金融灾难的核心问题──与贝加商榷》。我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但这一趟，天可怜见，下笔时有点闪闪缩缩。发生着的事，细节如何我不知道，大概如何只能从媒体的报道猜测。这些报道有出入，不容易加起来，打天才波容易见笑天下。

读者多，好些重洋远隔。他们传来不少关于这次「大事」的报道或分析。我读来这里清楚一 点，那里模糊一下。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对自己的看法或分析比较满意，虽然专家们对实情无疑比我知得多。说比较满意，因为提出了两个理论架构：把费 沙的利息理论修改一下的架构（见九月二十三）与双层合约的理论架构（见十月十四）。粗枝大叶，但有理论架构看事情是比较有系统的。我可能错吗？逻辑不会 错，但如果事实在重点上错了，逻辑怎样对也没用。

事实的对或错，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借贷与抵押资产的比率。这就是本文要说的金融浮沙的下面了。以简单例子说说吧。

一间市值一百万的房子，按出去借七十万，借贷与资产的比率是零点七。房价下跌至八十万，安全；房价跌至六十万，借者断供，贷者收回房子，亏十万，可以继续追讨。常有，小儿科也。房子一百万，按七十，跟着再补按或加按（second mortgage）十万，共借八十，借贷╱资产比率是零点八。房价下降有类同的问题，也常有，亦小儿科也。

房价一百万，按七十，持着借据的人把借据再按出去给第三者，借十万，总贷款是八十，借贷╱资产比率是零点八，也安全。但如果拿着七十万借据的人把借据按出去给第三者，借五十，市价百万的房子的总借额是一百二十，借贷╱资产比率是一点二，高于一，不安全。如果欠钱的继续付利息，可以持久地相安无事，但一旦风吹草动，贷款者要收回，房子所值不够分，一层追一层就麻烦了。一般而言，以同一房子向几处借贷（即second and third mortgage），其借贷╱资产比率是不会高于一的。这是因为贷款的人会先查清楚这房子究竟有多少个债主。问题是一手转一手的借法，不是补按，而是按上按，土地注册上房子只有一个债主，看似安全，但上述的借贷比率可以升得很高，大家供息相安无事，房价下跌只一方断供可以是灾难。

我不肯定次贷(sub-prime)风暴是这样引发的，但读到的似乎这样说。按上按，一路按上去，次贷扩散开来的借贷╱资产比率究竟有多高呢？听到的当然远高于一，有说几倍，有说高达八十倍。皆道听途说，报道姑妄言之，我姑妄听之，读者姑妄叹息吧。

债券的发行能引起的发上发更麻烦，因为债券的抵押通常不用实物资产。美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当然最可靠，虽然其它国家的政府债券因为破产而烂帐出现过。美国的城市发行的债券差很远，因为那里的城市一般用上有限公司的法律成立，宣布破产容易。

商业机构发行的债券当然有风险。原则上，这些机构发行的债券有机构的收入或资产作保障，但一旦生意不济，周转不灵，破产时买了债券的排队不知排到第几位。以政府债券作为资产发行企业债券常有，但买了企业债券的也可以发上发，跟房子的按上按一样，把借贷╱资产的比率提升至高于一。读报道，通过那些所谓衍生工具，衍生出来的债券或类似的借贷纸张方式有多种，而又可以买保险的。这样一来，企业资产的真实所值，与衍生出来的借贷款项，可以把我提出的借贷╱资产比率提升至远高于一了。这是最简单的看法，实情复杂无数倍：借贷与保险的合约连串，纵横交错，简直无法形容，目前看是整层金融合约组织塌了下来。

严格来说，从经济整体看，如果上述的借贷整体与抵押的资产总值高于一，这个经济的金融市场算是有浮沙。远高于一，等于下面满是浮沙，在浮沙上走一失足沉得快。不是说一个经济的借贷╱资产比率低于一，其金融体制绝对安全，也不是说高于一早晚闯祸，但这是安全度的简单看法，可靠性高。是的，借贷╱资产比率是金融市场的浮沙指数。

正确地估计这比率难于登天，而这比率之下怎样分配也有决定性：同样的高比率，集中于一家借钱机构与分多家借钱机构，事发起来的效果不一样。以这比率看浮 沙，一个要点是我们不要把没有按出去的资产算进去——没有借钱的房子的价值不要算进这比率去。没有可靠的资料能让我大概地估计目前美国的借贷╱资产比率为何，但读到一项报道，说七年来美国的总借贷款额上升了三倍多。这些报道一般有问号，但如果是对的话，资产总值何来上升三倍多呢？没有抵押借钱的资产不能算进去，上述的借贷╱资产比率一定上升了很多，虽然逻辑说不一定高于一，但下赌注是赌远高于一的。何况美国的资产市值还在下降，这比率会再上升。

如果远高于一，市民对借贷市场的信心下降，贷款到期要收回，借贷的市场总额早晚要大幅下调。借贷收缩历来头痛，何况来日方长也。我不认为读到的报道一般可靠，希望我是被误导了。

美国之外的地区怎样看呢？要看各地本身的借贷╱资 产比率。如果不高于一，那么政府只处理了银行，避了挤提，就八八九九可以过关。这次由次贷引发起来的金融风暴，跟三十年代不同之处是没有昔日那么大的传染 性。有两点，其一是当年不同的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以金或银作货币本位，一个大国金融事发，通缩于是传染到整个地球去。其二是中国带动起来的产出发展，今天 是地球性的，对外贸易的国际市场美国再没有当年那么举足轻重了。

无论怎样说，论到地球经济，美国还是遥遥领前，还是最重要的。中国应该独善其身吗？不应该，但要在「先」善其身的前提下才考虑协助。我认为互相得益的协助是存在的。

从 张五常Steven N.S. Cheung 作者：s_cheung

世界金融大乱，消息天天不同，分析性的文字不容易写：动笔写这边，那边改变了。写专栏不 是报道消息。三天前美国众议院否决了七千亿救灾，明天此文发表后可能通过。为什么不停一下让我先写一篇呢？以不变应万变，我想到一封美国经济学者不久前发 表的公开信。此信反对财政部长保尔森的救灾计划。评论这封信是停下来说一下的好办法。
该信看来出自芝加哥大学。签名的学者来自各方，人数不断地加上去，几天前是一百六十多个，没有再跟进，今天可能近二百了。有几个曾获经济学诺奖的，有些我四十年前认识，佩服。信是学者手笔，观点明确，原文如下
To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President pro tempore of the Senate:
As economists, we want to express to Congress our great concern for the plan proposed by Treasury Secretary Paulson to deal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We are well aware [...]

从 张五常Steven N.S. Cheung 作者：s_cheung

佛利民（国内称弗里德曼）在生时屡次说我是世界上对中国经济看得最乐观的人。事实证明我对，他错。九三年朱镕基大手推出他发明的宏观调控，我对中国经济还是审慎地乐观。九七亚洲金融风暴，北京的朋友悲观，但我的乐观却变为不「审慎」了（理由可见于○六年四月发表的《铁总理的故事》及最近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跟着的通缩与房地产之价暴跌，我乐观依旧。
年多前，我见央行处理人民币的手法频频出现问题，认为很不妥当。去年十月收到「新劳动合 同法」的文件，一读就跳了起来，转为悲观了。其实这新劳动法本身的杀伤力不是那么大，但加上人民币升值（尤其有外汇管制使做厂的不能以人民币结算）与宏观 调控，结合起来的杀伤力威不可挡。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分析，不是三几篇文章可以解释得清楚。
高斯的芝大会议我全力协助，而跟着是北京奥运的热闹了。另一方面，我要多观察市场才动 笔。历来不大重视官方的统计数字。不是说官方不诚实，而是公式化的统计有问题。因为种种原因，公式化的统计在中国更不容易算得准。我相信自己用了数十年的 调查方法：到街头巷尾跑，加上在不同地区有自己认为是可靠的查询站。
可以这样说吧：半个世纪以来我没有见过一个经济像中国今天那样，只几个月就变得面目全 非。外来的因素存在，但从时间的先后判断，我认为主要还是中国本身的政策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见不到失业率暴升吗？那当然，因为四个月前在厂打工的开始辞工 归故里，耕田去也。倒闭的工厂不是那么多吗？厂房出租随处可见，有租金切半也租不出去的实例。减产或停产所在皆是，但统计上不算是倒闭。比较偏僻的县政府 不认为形势转劣吗？五个月前他们是这么说，但最近改了口，说洽商好了的投资者不知躲到哪里去。六个月前我说中国的庞大对外贸易顺差，会在一年内转为逆差， 香港几位朋友在某电台作评论，说我的推断胆大包天，难以置信。可幸他们又说我的推断历来可靠，否则今天要找他们赌一手。
股市我没有跟进，或像牛顿那样，不懂，但房地产的市价是过高了吗？九十年代后期的楼价下 跌了三分之二以上，我没有说什么。今天也应该暴跌吗？经济高速增长了那么多年，人民收入的积蓄投资要放在哪里才对呢？房地产之价是反映着人民投资的财富累 积，无端端地减半愚不可及。当然，楼价可以被炒得脱离了财富累积的现实，是否过高的判断非常困难。我喜欢拿上海的楼价与世界各大都会的相比，衡量市民的不 同收入后，认为上海的没有偏高。
转谈此文的重点，我认为中国的通胀，就是年来最高的八点七，不是那么严重。绝大部分的升 幅是因为农转工的人多，农产品之价急升了。求之不得，最好不要管。炎黄子孙老是得把口，声泪俱下地说要帮助贫困的农民，说了数千年，但农民的收入因为农产 品之价上升而上升了，他们却破口大骂？在国内，蔬菜及较差的白米今天还是两块人民币一斤，你去种吧。朋友说猪价飞天，建议投资养猪。我说农民比朋友聪明， 怎会轮到我们去赚他们的钱呢？看来猪比朋友聪明。
重点是非农产品的物价上升，来来去去只在百分之二左右。我大略地算过，这升幅补偿不了国 际的原料价格上升，反映着中国工人的生产力是上升了。加上新劳动法增加了非农产品的成本，工厂用不着宏观调控也容易关门。不明白在原料价格急升、外国市场 再不满是中国货的情况下，北京会推出那些对工业不利的政策。也不明白为什么近来美元对所有其它主要外币是相当可观地上升了，但兑人民币却升得甚少。人民币 还是钩着一篮子外币吗？是何时脱钩了？
因为国际原料价格上升而带来的中国通胀，用西方的早就证明是有问题的货币政策来搞中国的 宏观调控，当然不妙。原料价格上升不是货币现象，不应该用货币政策来处理。这一点，我自己也曾经看错。中国本身无法控制的物价变动，大势所趋，可以不管不 要管。如果认为这原料价格的上升的一个主要部分是起于中国的需求，那么要压制，把人民币以一篮子物品为锚是最上选的方法，用不着宏观调控的。
目前我最担心的燃眉之急，是中国可能出现企业破产大潮。坚持目前的政策三个月，最多六个 月，这大潮出现的机会不小。就是立刻修改政策也可能是太迟了。新劳动法一定要大改或取缔，央行的运作多处不对，也一定要处理，但这些不能急办。可以急办的 是撤销宏观调控。这里还有另一个重点：货币及利率的变动，与经济反应的时间差距有六到十八个月。十多年前跟佛利民研讨过，大家同意中国的反应时间较短，约 六个月吧。这样看，如果北京在一夜之间撤销所有宏观调控，正在下降的通胀还会下降一段时期，而通胀短期内复升的机会是零。快要破产的企业是不能等的。
要小心了。目前濒临破产的企业究竟有多少大家不知道，银行放宽贷款虽然是正着，但可以惹祸上身，引起挤提就大件事。要先挽救哪些因为宏观调控而近于破产的，不容易判断。其它因为政策而近于破产的，不幸地要等一下。与政府政策无关的破产，市场经济说不要管。
两项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要大手切。其一是银行的储备金率年多来提升了十多次，其二是利率提升了不少。不要慢慢来，要一次过地大手切。大手地减储备金率要做，但判断上有困难。那就是银行可能贷给不应该贷出或无可挽救的企业。减息是安全的，一手减两至三厘吧。
可能太迟了。不要一点一滴地做，也不要斤斤计较。让银行少赚一点是高棋，因为少赚一点比收不到坏账好得多。

转载自张五常博客
朝鲜者，北韩也，北朝鲜也。
话说今年四月，到西安的交通大学授课，记不起为什么我对同学们说：「两年之内朝鲜会推行 开放改革，走市场经济。」停了一下我又说：「写进你们的笔记吧，这类推断我通常对。」后来忙于高斯的中国研讨会议，又要为北京的奥运热闹一下，没有给读者 表达自己的朝鲜之见。这时动笔是九月了。希望读者能放我一马，我说的两年从今天算起吧。
今天早上托一位同学搜查一些朝鲜资料，告诉她我对朝鲜两年必放之见，她认为太冒险了。她 说朝鲜施行共产政制六十年，顽固而又稳定，怎会那么容易开放呢？也说得是。我对朝鲜所知甚少。去年凤凰卫视的刘芳说过一些她造访朝鲜时的所见所闻，今早同 学在网上查得的一些琐碎资料。推断不改，因为我的依凭主要是朝鲜之外的局限转变。这些转变对朝鲜开放改革非常有利，对朝鲜不放非常不利。朝鲜本身的资料倒 是次要的。
首先要说的，是我认为金正日是个有本领的人。大家知道朝鲜人民的生活苦，知道那里有新闻 封锁，知道外人到那里见到的皆挑选出来——换言之，我们不会羡慕朝鲜人民的生活。然而，所有报道，是外人见到的地方清洁、有秩序，而人民对金氏父子，起码 在言论上，存着尊敬之心。不要认为在专政下这些卖门面的示范可以容易地做到。昔日庞大的中国，解放几年就露出马脚，今天细小的古巴给游客骂个半死。换言 之，外人见到的朝鲜的清洁与秩序，不可能全是门面工夫。一个有秩序的国家，搞经济改革是远为方便的。
提到上述，不是要高举金正日之能（虽然很不简单），而是我认为如果朝鲜要放，此君领导的成功机会很不错。
走市场经济，朝鲜的先天条件是上选的。首先是朝鲜人，不管是南是北，工作的干劲自成一 家，工业的投资者梦寐以求，何况他们的工资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看今天南韩的产品质量就知道朝鲜这个民族善于工业发展。十多年前，南韩的冒牌货质量比中国 的高出相当多。当然不鼓励冒牌货，但论到工业产出的能耐，以冒牌货衡量是最可靠的法门。
次说人口、地理。朝鲜的人口约二千三百万，与台湾相若，但土地面积却是台湾的三点四倍。 纬度与北京打平，但因为有东西两岸，气候比北京温和得多。山多，人均农地少，但从面积比率看，朝鲜的矿藏冠于亚洲。资料说那里的矿藏主要由中国开采，签了 长期合约，条文说什么我不知道。农产品不少从中国进口。朝鲜连接着中国的东北部，后者的文化根底与经济发展皆有可观。
转谈目前朝鲜的产权结构。我不知细节，但千万不要小看土地没有私产的国家。正因为土地没 有私产，在重要的地权结构上一片空白，改革起来特别容易。印度就没有这种方便了。不是说土地私产不好，但如果私产安排得一团糟，既得利益各持己见，加上不 伦不类的民主政制，大事改革难于登天。
曾经说过，越南在改革初期下面没有顽固的利益抗拒，仿效中国来得容易。要顺便一提的，是 近来越南出现的急速通胀困难，基本上是重复着中国九十年代初期的经验：权力借贷把贪污伸延到银行去。不知越南有没有另一个朱镕基呢？我也曾指出，要仿效中 国的改革，地球上只有三个国家容易：越南、朝鲜、古巴。这三者中，朝鲜的条件最优胜。
最后要谈的——最重要的——是局限的转变了。首先是讯息局限的转变。中国改革有成是极为重要的示范。不是为自己说话，但若干年前朝鲜管理经济的常读我的中语文章。不知他们有没有继续读下去。如果他们要读，这几年我写的关于中国的经济分析，尤其是不久前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 是免费的讯息提供，我认为重要。再者，目前中国遇到的困难，越南遇到的困难，印度遇到的困难，都是重要的讯息资料，可供参考。天下间不会有更相宜的事吧。 人家走过的路，不收费让你参考，你连怎样取舍也不懂就无话可说了。二十七年前我强调，因为有连接着的香港的示范，中国对制度运作的讯息费用是大大地减少 了。今天我说，有连接着的中国的改革示范，朝鲜也当然占了先机，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第二项重要的局限转变，是一九九六年我发表《缺粮说》时 推断会发生的：地球穷国一起农转工，粮价早晚会大幅提升。这提升近几年开始了。这是人均农地不足的朝鲜不能不面对的现实。这是说，如果朝鲜不跟着大势走， 赶着开发工业，后果不堪设想。但在国际竞争下，要大事工业发展，朝鲜不开放改革不可能有成效。国营企业的不济中国经验的实例数以万计！
最后一项——第三项——重要的局限转变，是地球上的经济这里那里都出现了问题。中国本来 是投资胜地，但去年起货币与外汇的处理，加上新劳动合同法的引进，神州胜地不常也。要转移目标的厂家无数。几个月前，一位投资身经百战的老人家见到中国的 形势急转直下，找我问计。想了好一阵，我说：「整个地球或大或小都有问题，下注中国还算不错，因为中国的困难是内部政策的事，原则上是比较容易修正的。」 再多想一阵，我说：「除非朝鲜开放改革而又懂得怎样做。」不是说朝鲜改革会对中国不利，而是朝鲜本身会是个好去处。
不要小看朝鲜是小国，人口只二千多万。这人口是香港七十年代的四倍，而当时的香港，无论 成衣、玩具、手表等约五大类产品的出口，冠于地球。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不久前我说过，如果中国不行差踏错，二十年后，经济实力会等于十个日本。这里 我说，如果朝鲜开放改革，懂得充分利用外间的经验讯息，可以节省不少时间，那么从改革算起，二十年后，他们的经济实力有机会达到三个香港。

中国的经济制度（十二之十二）
张五常著·译

不愉快的后记

上文写于二○○七年八月。除了中央银行把朱镕基的货币制度左改右动，我当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三十周年有数之不尽的理由要大事庆贺一番。我没有注意到新劳动合同法：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通过，二○○八年一月一日施行。北京没有征求过县政府的意见。
二○○七年十月我收到该新法的文件，只略看内里的九十八条就知道是灾难性。当时正在写一系列关于通胀的文章，要到十二月才有机会评论该新法。十二月十三日发表第一篇，批评该法的文章，支持的声浪高得很（注四十七）。然而，二○○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六个政府性质的部门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反对我的说法。我前后写了十一篇评论文章，主要是解释北京不明白的市场与机构或公司之间的关系。这系列文章起不了多少作用：二○○八年三月在北京举行的会议中，有关当局显然固执地要推行该法。
基本上，新劳动合同法说，雇用劳力或员工的合约再不能自由了。这些合约要服从政府规定的严格条件。超时及假日工资加 倍，雇主提供的食宿不能从工资扣除，合约要用文字写出来，员工的假期及福利要这样那样，工会受到鼓励，革职的程序改了——全部是维护劳工的利益，也引进了 近于美国大学的终身雇用制：一个员工在一家机构工作了十年就不能被革职，直至退休。
虽然时间刚好吻合，我不敢说中国股市的暴跌是新劳动法与北京的三月会议引起的。正如牛顿所说，只有上帝才明白股市的变动（注四十八）。 我也不敢说二○○八年头两个月的出口急跌，尤其是玩具与成衣，是新劳动法的效应。雪灾是记忆中最严重的。可以说的是山东的一个地区，约一百二十家韩国人拥 有的工厂，在春节假日中悄悄地关闭，员工假后回来见大门锁上，内里无人。该新法对旧机构的损害比新机构为甚，成千上万的在旧工业区的工厂关门，骨牌效应推 到工业的后援行业去。员工被革职的无数，不少旧工业区的食肆破产。工人有联群上街的行动。
见到工业的发展一时间转暗，北京某部门认为次贷风暴与美国不景是原因。不对，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输出是上升 了。没有疑问，新劳动法触发了工业转移到其它廉价劳力的国家去。好些档次较低的在中国的工业投资者搬家，尤其是搬到越南。有些在外地兴建工厂，可开工时会 把客户一并带去。
不能想象北京不知道这些事。他们一定知道。为什么呢？为什么到了二○○八年三月，负面效应那么明显，他们还在坚持新 劳动法的执行呢？除了律师与一小撮劳工，所有的人都受损。广东的省长说，政府的政策要考虑到员工、雇主与政府本身的利益，但新劳动法对这三方面都有损害。 明显地，北京的三月会议这位省长之见没有受到欢迎。
我看不到有什么压力团体会因为新劳法而获益。几位律师朋友也反对该法，说预期的生意增加补偿不了处理员工问题的麻烦。考虑到该法在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及北京奥运的大日子推出，难以明白。
我有三个可能的解释，最可能是三者的合并，虽然经济逻辑加不起来。其一是北京不知道自二○○○年开始，中国的贫苦农 民的收入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迅速增长。不容易知道。月入人民币一千六百以下的不用报税，流动的劳工一般不报，这些人的收入不易估计。更重要是农村的户籍人口 依然多，虽然不少流动去了。如果以农户的总收入除以户籍人口，一个不实的低数字会出现。
二○○四年一月，两位中国作者出版了一本赢得国际赞誉的书。这本书提供资料，说中国农民实在苦（注四十九）。一年后，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中国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后，农民的生活转坏了。这些言论，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生活改进得最快的时刻说出，是不负责任的。是的，就是到了二○○八年三月三日，林毅夫在上述的北京会议讲话，说中国的收入分配愈来愈不合理。这是他的报告主题（注五十）。毅夫是负责农业政策的人，怎可以不知道农民的日子从来没像今天那么好？他怎可以不知道从百分比的增长看，中国的贫富差距这几年正在急速地收窄？
新劳动法的意图是帮助穷人，但二○○八年一月十七日我发表文章，推断中国贫民收入的直升线，会因为此法而折下（注五十一）。这折下是明显地开始出现了。
第二个推出新劳动法的可能理由，是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要优化结构的观点（注五十二）。没有人有理由反对，但不幸地，这观点被不少人阐释为要取缔低科技、劳工密集的行业。我们不要忘记经济改革的主旨，是要使贫苦大众脱离饥寒交迫的困境，而在人口那么多的中国，科技的发展是要让低下阶层在下面竞争而把上层的科技推上去的。
最后一个可能的理由，是西方经济学的不良影响。那所谓效率工资理论，其可靠性有疑问（注五十三）， 但回归的经济学博士阐释为工资愈高，工人的产出愈多。如果说有两组生产力完全一样的工人，工资较高的一组会产出较多，我可以接受。这只不过是说如果刊物的 老板把我的稿酬加倍，我的文章会写得可读一点。但一个雇主究竟要员工在哪个水平操作呢？工资较低的那一组怎样了？为什么最低的工资要让置身事外的政府来决 定？
回到这篇文章的主题，我们要问：正在竞争的县的权力怎样了？虽然通过新劳动法之前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但我说过， 他们对中央上头的不当干预有顽固的弹性抗拒力。他们会怎样应对呢？目前，大部分的县对新劳动法忙顾左右。可惜这一次不容易抗拒。有三个原因。其一是新法之 前有旧劳动法，软性的，基本没有执行。新劳动法引起人们注意违反旧法的旧帐。其二，因为新法中的第十四条（终生雇用条款），雇主与员工要回头看十年的已 往。最后，北京建议如果员工起诉雇主，政府提供律师费。一团糟！
如果北京坚持要执行新劳动法，效果会如何？上文说过的不论，两项发展是肯定的，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其一是企业会采 取逃避性的合约安排，不仅是员工合约，企业本身的合约结构也会改变。这会使交易费用上升，对经济发展不利。其二，从事生产的老板会多置机械，解雇那些生产 力较弱的员工。目前的情况，是倒闭的大部分是较小的或在「边际」的工厂。这可能使北京认为他们成功地推进科技，减少了劳力密集的产出，但实际上，科技的进 步会因为少了下层的劳动力支持而转慢了。
今天，北京当局显然忘记了邓小平的对改革过程帮助很大的格言：试一试，看一看。他们应该选几个县来试行新劳动法，监管与观察他们的表现，与没有推行此法的其它县比较一下，然后才决定去不去马。
中国的情况转变得快，我要指出这后记写于二○○八年四月八日。
*                *                *
二 ○○八年五月九日，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规则刊于网上，以五月二十为限期，征求公众意见。一些律师认为这些规则是对该法作出修改，希望减少对经济的冲击。五 月十二日四川地震，经济问题被搁置了。炎黄子孙的灵气与大自然的摧毁力交上了手。地球上的人看着，深表关怀，也对一个民族意志的凯旋增加了仰慕。
五常，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注四十七　张五常，《新劳动法的困扰》，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发表于《壹周刊》。
注四十八　在股市输掉了身家后，牛顿说：「我可以算出宇宙物体的运行，但算不出人类发神经。」见John Carswell, The South Sea Bubble （London: Cresset Press, 1960），一三一与一九九页。
注四十九　陈桂棣与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二○○四年一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注五十　《林毅夫称收入分配不合理越来越明显》，二○○八年三月七日《新京报》。
注五十一　张五常，《灾难的先兆——三论新劳动法》，二○○八年一月十七日发表于《壹周刊》。
注五十二　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
注五十三　有些人认为效率工资理论源于我的“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 op. cit.，但我的意思可不是该新理论说的。一个批评效率工资理论的分析可见于张五常，《制度的选择》，二○○二年花千树出版，一五六至一五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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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刊登完了。罗拔·蒙代尔七月十五日在芝加哥的研讨会上给予如下的评价：「一篇强而有力的文章，是三十年来分析中国经济最具洞察力与魅力的论著。」（A  powerful paper, by far the most insightful and charming paper on China’s [...]

中国的经济制度（十二之九）
张五常著·译
第九节：县际竞争的其它效应
这些日子，读中国媒体报道的经济政策要小心。撰稿的人不是说谎，但往往误导，因为他们一般不理解中国的经济制度。县 有相当大的经济决策自主权，好些时没有执行北京公布的政策。最低工资的引进，不同的县有很大的时间差别，而一些县只说他们有最低工资但不强迫。当北京宣称 百分之七十的新建公寓单位要约束在九十平方米以下，一些地区公布有一两个这样的项目，其它地区则置之不理。报章的头条说一个外来的人不能购买超过一个住宅 单位，深圳目前执行，上海说没有听过（注四十）。
这不是说北京失控。他们是控制着的，但地区干部知道哪些真的要执行，哪些只是投石问路。他们懂得衡量上头传达下来的文件有多认真。北京征求地区的意见常有，而推了出来的政策可能悄悄地取消但没有公布。有些村落有民主投票，有些没有，而有投票的引进的时间很不相同。
我认为上述的混乱画面可不是真的混乱，而是起自地区的自主权与他们之间对政策的取向有别。一个县是否把一项政策用作 粉饰橱窗，考虑的是这政策会否有助他们的竞争。为了增加县的产品增值税收，为了生存，县的干部要引进投资者，他们知道劣政策会把投资者赶走。如果北京坚持 要执行一项政策，县会接受，但如果这政策有损地区的利益，他们会投诉。投诉够多往往有效。
发展到今天，县制度的权力结构是不容易拆除的了——这是支持着可以乐观地认为快速的经济增长还可持续一段长时日的主要原因。困难在于地区无权过问的事项：货币制度，外汇管制，对外政策，言论与宗教自由，国家操控的教育与医疗，传媒通讯，以及庞大的有垄断性的国企。
我担心北京对这个经济制度的运作理解不足，因为有迹象显示，他们正在尝试改动这个制度（注四十一）。我认为只要把这制度精细地调校一下，就会变得坚固了。正如我在二○○四年二月的长文指出，层层承包以分成合约串连，在最理想的安排下，任何一个单位或份子的界定权利受到侵犯，某程度整个连串的所有份子都要付出这侵犯的代价。
因为地区或县的竞争，中外合资的合约发展成为一种特别的专利使用合约，每件算的使用费可以不受管制地汇到外国的银 行。我曾经研究过发明专利的使用合约好几年，知道监管这些合约的履行很困难，但以合资合约从事，有外来的作为董事在场监察，收钱就容易得多了。这是外资蜂 拥到中国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周燕奇迹地拿得一批合资合约的真版本，赢得一篇不错的博士论文。我邀请了她为这个会议写一篇摘要，这里不多说。
因为县的竞争，工业类聚的集中发展非常显著。中国的产品今天泛滥地球，但外间的人很少知道工业的地区集中与专业的程度。佛山的陶瓷产出历来有名，我邀请了李俊慧为工业类聚提供一文。
因为县的竞争，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受到压力要加速。世纪转换，地价的上升大大地协助了这私有化的进程。较高的地价让地 区政府有钱补偿解散国家职工，拿开了最大的障碍。国企的买家会把原先位于市区的物业出售，搬到地价较低的工业区去。长沙的国企私有化的速度可能破了世界纪 录。我安排了那里的副市长刘晓明写有关文章，因为是他主导这发展的。
县的竞争也协助了减少贪污。有同样条件的地区，只有无知的投资者会到一个贪污知名的县下注。有经验的投资者知道贿赂 是一项成本，早期在南中国的厂家例行地把这些成本算进产品售价之内。不是所有贪污都消失了，而是与九十年代初期相比，减少了很多。跟我谈过的干部都同意县 与县之间的竞争有助减少贪污。
最后，我认为过去十至十五年的合约选择的高度自由——除了上文提到的地区承包合约的串连——也是县际竞争的效果。合约选择的弹性够高，使九十年代的中国免于经济衰退。
余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总有一天，农地转作工商业用途的边际价值会下降至均衡点。可能十年之后吧。今天我们见到的县与 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会消失吗？答案是这竞争的转弱会出现。然而，有县制度的存在，竞争会转到其它方向去。最可能的新竞争目标是科技的发展。为此我曾建议北京 的朋友要紧握增值税，因为科技的引进是最有效的增值法门。

注四十　二○○七年十一月，上海也引进这规定，但该市的不同地区各自有法避去。可以说，上海没有真的执行这个规定。深圳起初是严厉执行的，过了不久可以用大约四千美元购买另一条通道，后来楼价大跌，政府忙顾左右。
注四十一　二○○七年一月一日，北京给县增加了两项规定。其一是显著地提升了收回农地时给农民的补偿。这是判断性的。其二是出售任何用作建筑的土地，要通 过拍卖。原则上，这后者对县制度的运作不利，但有躲避之方。县会把土地的投资项目写得特别，广告若隐若现，通告时间缩短。这样，洽商好了的投资者通常是拍 卖的胜出者。

中国的经济制度（十二之八）
张五常著·译
第八节：县现象的经济解释
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不寻常。我认为那是中国在困难的九十年代还有急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大约二○○四年越南把这中国 制度抄过去──有人说是得到我的文章的提点──那里的经济也起飞了。这制度不难抄袭，但需要地区没有顽固的利益阶层，也要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来推 行。像北韩与古巴那样的国家，要尝试成功机会很不错。
不难抄袭，但解释却非常困难。不容易明白为什么这制度运作得那么好。我只一个晚上就打开了佃农分成之谜，却要三年的 长日子才能解通中国的密码。困难所在，是我们面对的是个复杂的合约制度，此前没有见过。演变迅速，过程中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安排，要到尘埃渐定才依稀地见 到一个可以理解的图案。要长时日才能看到关键的要素，而当我认为找到了这些，另一些重要的碎片还是缺少了。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学得很多，使我对合约与交易 或制度费用的理解提升到一个新层面，让我能用有一般性的理论去找寻那些缺少了的，然后把碎片组合，砌成一幅看得明白的图画。
让我从一九六九的春天说起吧。当时高斯和我到温哥华参加一个渔业研讨会议。在座有人提出，因为公海的鱼一般游很远， 渔业私产化公海要独占，所以要有垄断权；这样，市场的鱼价会是垄断之价。我立刻回应：「如果地球上所有的农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给无数的农户耕耘；农 户之间会竞争，所以农产品之价必定是竞争市场的价格。」
名义上，今天北京是地球上最大的地主，拥有中国天下全部土地的所有权。他们把土地以五十年长约租出，二○○七年公布 租约期满后自动续约，指明政府有特别需要时可支付补偿来收回土地。他们接受了使用权要清楚地界定为私有，也知道要广泛地这样做，于是把有了界定的使用权下 放，达到每户每家。为了维护有秩序的权利下放，他们知道承包合约可行，在经济压力下层层承包的合约安排就出现了。今天一个局外人拿着不同地区层面的文件研 究内里的法规条文，很难看得出字里行间含意着的是一连串的承包合约。这些文件其实是早前的承包合约经过了修改而演变出来的。
不同的地区层面是垂直或上下串连，同层或左右不连。这是同层的地区互相竞争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由于县的经济权力最 大，这一层的竞争最激烈。火上加油，权利的界定的原则无处不用。县的地理界线划分当然清楚，而县干部的权力与责任的划分来得那么清晰，今天的县无疑是一级 的商业机构了。性质类同的商业机构互相竞争，是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的另一个理由。
再火上加油，县干部的奖赏按成绩算。政治游戏与贪污无疑存在，但这些行为，就是先进之邦的市场经济中的大商业机构也 有。除了前文提到的奖赏方程式，县干部的应酬费用相当慷慨，视乎那个县能赚多少钱。每个干部可以按建筑成本作价购买一间住所，而工作成绩好有机会升职。有 一个流行的「五十六岁的假说」：六十退休，到了五十六而积蓄不够，干部贪污的倾向上升。他们也告诉我，能干的县干部不难有外间的商业机构招手，因为管理一 个县其实是管理一盘生意。
一九九四全面引进的产品增值税，又再火上加油。那是佃农分成。我早期的论著指出，在佃农制度下，地主关心农户的操作履行比固定租金为甚，因为地主的收入如何要看佃农的工作表现（注三十八）。 一个鲜明的例子可以示范县与县之间的热烈竞争。那是购物商场。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商 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税），而我们知道因为有分成，商场的大业主会小心地选择租 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也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客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提供不少优惠了。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 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
比起上述假设的购物商场，县的制度对鼓励竞争犹有过之。这是因为县要对上层作交代或报告。上层不仅鼓励竞争——他们强迫这竞争的出现。说到底，百分之七十五的增值税是上层收的。这是层层承包促长竞争的激烈性的原因。
让我们回到承包责任这个制度去深入一点地理解县与县之间的竞争。这个制度演进时，使用权的界定——因而有私产——是 织进了市场合约中。从高斯的定律看，市场的运作分两步。第一步是界定私有产权，我的看法是以合约来约束资源使用的竞争。第二步是市场本身的出现，通过有市 价的合约来交换资源的使用或产品的权利。
承包责任制是另一种安排。使用权的界定与市场成交是结合在同一合约中。一个投资于县的人，通常只签一份几页纸的合 约，里面说明土地面积、地点与地价，他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双方履行责任的期限。地产证或地契要等投资者的钱汇到指定的银行几个月后才拿得。签好了的合约可 以转让，但如果投资者要到银行借钱，有地契在手就比较方便了。
问题是为什么跟高斯的分两步处理相比，把产权织进了市场合约会增加竞争的效应呢？答案是在织合的安排下，投资者要履 行责任。付钱之外，投资者要在合约指定的期间履行指定的项目才能获取土地的使用权。这是说，付价之外，承包合约是授予值得的优胜者。错误的判断当然可能， 而取巧的投资者不罕有，例如只建造围墙而不再建什么。地价下跌之际县干部可能忙顾左右，但当经济转热他们会收回不履行合约的土地。当大跌了的地价在二 ○○○年掉头上升时，不少投资者哭出声来，但履行合约的却在偷笑。
上述的织合安排不是中国独有的。正如高斯指出，好些国家的租约或雇用合约往往有类似的安排，而我在上文指出了购物商 场的合约安排很类似。我也曾指出，中国的县制度的每一部分都不是新的。新而重要的是这些部分的组合，通过承包责任合约的扩张：使用权的授予是换取履行，而 这基本原则到处用。尤其是，在工业发展中，政府机构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合约安排，通过上述的织合、佃农分成与层层承包的串连，是令人敬畏的经济力量带来的效 果，在一个有超过十亿贫困人口的时代，领导者既有勇气也有智慧去执行「试一试，看一看」这个原则。
通过串连承包合约而形成的权利结构，使我联想到一个国家的宪法，但在中国，这合约结构中的条件可以商讨，所以安排的弹性比较高，而一般来说，中国的安排的市场倾向，远比我知道的其它国家的宪法明显。二○○四年二月，我发表了《还不是修宪的时候》那篇长文，试图阻止当时正在进行的修宪工作（注三十九）。当时我指出，中国的经济制度既特别而又重要，北京要先研究这制度的性质，指出重要的环节，然后写进宪法去。北京没有接受我的建议，而他们跟着修改了的宪法，与他们的经济制度的结构是扯不上关系的。北京显然没有充分地赏识他们自己做得对，做得漂亮，做得精彩。

注三十八　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op. cit., pp. 72-79.

注三十九　张五常，《还不是修宪的时候》，二○○四年二月十六日，《信报》。